文／唐南发（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
政局纷扰之际，25名所谓的杰出马来人忽然发表一封公开信，表达对国内宗教纠纷的忧虑，一时举国哗然。非穆斯林社群赞叹声四起，而马来社群也不乏支持者。强烈抗议与反对的，当然是巫统内部的保守势力、土权（Perkasa）和穆连会（Isma）。
自3.08政治大海啸以来，有感本身政治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巫统先培植土权，后纵容穆连会，让这些小丑们以民族和宗教的名义充当破坏国内族群关系的马前卒，假“民间组织”之名，行巫统打手之实。犹记得7.09前夕，土权领袖依布拉欣阿里公然以5.13事件威胁华社，吓得堂堂《星洲日报》的众“名笔”们纷纷为文呼吁民众不要上街。挺过了水炮和催泪弹，大家发现依布拉欣阿里原来和这些名笔一样，都是纸老虎。
除此之外，其他大大小小涉及种族和宗教纠纷的事件多不胜数，连猪头和牛头都遭殃，本来对伊斯兰所知甚少的华裔民众，不少人刹那间因为“阿拉”字眼的争议学会了什么叫Kalimah。除了民联内部的穆斯林领袖和少部分伊斯兰社会团体（例如Ikram），整体马来社会究竟如何看待这些无日无之的纠纷，一般人实在也没有一个底。
因此，这25名杰出马来人的文告犹如天降甘霖，从林吉祥到大小华团到《星洲日报》莫不欣喜若狂，纷纷呼吁政府正视，仿佛族群纠纷之严冬已尽，春天的跫音已然不远。
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有一群敢于公开表态的马来精英是好事一桩。政治学者就认为一个政权要稳定，需获得不同社会精英的认可，否则噪音四起，权力难以维系。杰出马来人敢在这个关头说话，说明马来社会内部对国家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分歧。
关注司法日益伊斯兰化
须知国家在过去30年间，宗教氛围日趋保守封闭。马哈迪时代开启的伊斯兰化体系，到了阿都拉时代已严重到内阁部长无人敢制衡宗教官僚的程度。纳吉的领导“风格”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滑头，因为他可以在星期五早上与华团见面时谈中庸，下午祈祷过后提醒穆斯林“自由与多元主义的危险”，晚上接见外国投资者则侃侃而谈马来西亚作为“开放市场”的优势。面对一连串的族群和宗教争议，他的沉默比阿都拉还“优雅”。
于是，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这25名马来精英的立场。他们虽然大部分已退休，却都是各个领域的专才，所表达的尖锐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尤其是马来社群中的精英阶层，对国家未来趋向的忧虑。
然而，细读他们的文告，不难发现这些马来精英们的焦虑其实主要着重在国家的司法体系日益向伊斯兰教法倾斜的现象，例如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内某些宗教团体的言行已超越其范围（例如发出fatwa）、“族群至上”（supremacist）的组织任意指责持异见者为“反伊斯兰”、 “反王室”和“反马来人”。他们特别点名负责伊斯兰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加米尔针对上诉庭的中性人案件裁决的回应“具煽动性”（inflammatory）。
接下来，通篇文告谈的是世俗司法体系与伊斯兰刑法之间的冲突，而《联邦宪法》才是最高的司法保障，政府有义务营造理性和知性的公开讨论氛围。
文告发出后，主流和网络媒体大体上持正面态度，巫统掌控的媒体除外。然而，马来西亚当下面对的政治挑战并非单纯地来自于伊斯兰法如何与世俗宪法共存此一议题，还包括选举制度不公、民间团体屡受打压、客工与难民饱受欺凌、司法体制仍受政治左右（赵明福案件、年初安华第二肛交案上诉从定罪到下判之迅速，以及联邦法院终审判决之龟速等都是最好例证）、媒体依然不自由、警队暴力层出不穷，以及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导致的贫富悬殊等等。
这些议题纵使严峻，真正令这群马来精英们忧心忡忡的毕竟还是伊斯兰法的威胁。无独有偶，在此之前，马哈迪也一再批判宗教保守势力企图将伊斯兰法凌驾于宪法之上，并力挺因为提出“真主和信徒之间未必需要中保（intermediary，即信徒无需透过宗教领袖，可自行与上苍沟通）”而遭宗教发展局提告的卡欣阿末（Kassim Ahmad）。
他们未必反对土著政策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的十年间，马哈迪的经济政策扩大了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其中马来社群的中产阶级成长幅度最大，从而产生了不少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倾向拥抱一个相对世俗的政体，反对宗教干预行政或司法。
吊诡的是，他们虽然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却同时也是新经济政策和马哈迪“宏愿领导”的受惠者。马哈迪时代滥权和腐败与当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大部分马来精英和非马来人精英一样选择了沉默。例如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如今虽然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走在对抗保守宗教势力的最前头，赢得不少社会的掌声，但她在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自由的量剂》（In Liberal Doses），撰序者正是1980年代以来破坏司法独立、打压媒体自由和箝制异议分子不遗余力的马哈迪，也就是她的父亲。
这难道不矛盾吗？
更准确地说，这些精英骨子里未必反对土著政策，甚至相信国家政治应该由马来人主导，却和马哈迪一样害怕宗教极权。他们其实并不十分忌讳“良善的独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只要能确保经济增长，宗教因素为国家现代化议程服务，而领导人能起到“宏愿
”的作用，媒体自由与否、民主有否制衡，未必在他们担忧的范围之内。于是，当国家其他制衡政府的机制失衡，而宗教势力崛起时，他们惯有、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乃不得不走到抗争的前头。
对马哈迪而言，宗教极权会破坏他把国家和马来人 “现代化”的遗产；对获其政策恩庇的马来精英而言，则会威胁他们自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妇女）。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玛丽娜等马来精英为何一再批评纳吉或马来极端组织，却不曾对严重遭扭曲的新经济政策发表任何实质的看法。
这些精英们对宗教化的担忧，和所有相信自由民主的人士感受到的一样实在，却不意味着他们在族群或政治议题上的立场必然也是开放的。看回他们过往的记录，我们可以假设，一旦有个强势领袖出现，足以压制所有以宗教之名搞局的小丑，又能励精图治振兴经济，精英们因此不再强求更宽松的民主或言论空间，我不会感到意外。这样一种心态，和华人出于经济利益，于1995年近乎强力支持独裁的马哈迪政权，并无二致。
赛胡先的左翼观点可取
杰出马来人登高一呼，赢得了众人的目光。我感叹的是在马来政治当中，一些长期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领袖，例如赛胡先阿里（Dr. Syed Husin Ali）反而鲜为人知。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他早已反对新经济政策，不相信马来社群的贫穷问题可以全盘依赖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来解决。当下马来社群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证明了他左翼的观点还是可取的。
相反的，玛丽娜和她的弟弟们靠着父荫打响名堂，是典型的富二代，他们如何能明白贫穷的马来人的所需所求？我个人颇存疑。
英国已故知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一篇备受好评的文章，题为《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他谈及当时（1946年）英文的评论文章充斥了毫无意义的名词和形容词，不但避开尖锐的政治提问，无法准确地针砭时弊，而且有美化某些政治行为之嫌，腐化人的思想，无形中为集权主义效劳。
因此，美国在轰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时不谈人命伤亡，只谈“间接伤害”（collateral damage）；政客避开尖锐的提问，只会“节省真相”（economical with truth）；赵明福最初并非不义体制的受害者，而是“死因不明”（open verdict）。
同样的，每当面对族群纠纷或攸关宪法地位的议题，纳吉总是一味逃避闪躲，任由局势恶化，随便一个政治小丑都可以肆意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主流“资深媒体人”则避重就轻，不敢评断纳吉的种种失误，反而一再以“中庸”为其包装粉饰，突显其“左右为难”的同时依然寄以厚望，让中庸二字成了委婉语（euphemism），明知纳吉不可捍卫却捍卫之（即奥威尔文中所提的the defence of the indefensible），继续充当失责政权的帮凶。
理性、理智、开明和勇敢和马来西亚人，本当欢迎更多的社会领袖带头反极端，反暴政。然而，政治人物、社会团体和媒体集团赶搭这25个杰出马来精英的顺风车，齐齐高呼“中庸”，却不敢直斥纳吉领导的巫统纵容并金援土权、不敢带队到马来亚大学声援扎营抗议的学生，更不敢呼吁政府正视学运份子阿里再里尔（Ali Abd Jalid Ali Abd Jalid）远赴瑞典寻求政治庇护的根本原因。
在素来把彻底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视为“极端”的腐碌的“资深媒体人”眼中，这样的要求一样不够“中庸”。 “中庸”二字顿时变得庸俗，成了美化纳吉政权无能的最佳词汇，本身既回避了对种种政府倒行逆施的质问，也让整个国家集体昏庸。
奥威尔的文字，居然在70年后的马来西亚依然管用，他的《1984》也当继续在这个国家上演。
（此文取自最新一期2015年1月1日《火箭报》。欲阅读全文，请订阅最新一期 1月1日《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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