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H370至MH17：马来西亚可以做什么？

文/蓝中华 （义腾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四个月内连续发生两宗空难，令马来西亚人民痛上加痛，且让今年本应大事推广的2014马来西亚旅游年暗淡无光。现在再也没有高官谈马来西亚旅游年，特别是在人民和外国人都在为两宗空难难过的时候。

当然两宗航空事故都是前所未见,我们也难以指责，但不应忽略马来西亚政府处理航空事故所暴露的弱点。

在MH17发生后，纳吉政府看来从处理MH370事件中吸取了教训，立即采取果断的反应和严厉要求把击落MH17的幕后黑手绳之于法,以伸张正义。相比MH370事件，纳吉本次主动召开紧急国会会议，以辩论MH17事件。无可否认,纳吉的立场符合人民的要求。平心而论，纳吉凭着马来西亚不是乌俄冲突涉及方的优势，成功与乌克兰叛军达致三项协议取回飞机黑箱、遇难者遗体和进入坠毁现场调查的确应被记上一功。

然而，讽刺的是纳吉仍然拒绝采取行动对付允许MH370在未被拦截的情况下飞越马来西亚半岛的人，以及拒绝针对MH370事件召开紧急国会会议辩论之。

纳吉声称他在最初两天因坐镇指挥联系国际领袖工作而无机会入眠两天，但这只让他的外交团队相形见绌，特别是比较起代表受害国家的外交官同僚。

例如，虽然我国面对比英国或澳洲更糟糕的损失，但事实上是英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为联合国会议草拟议案的国家是澳洲，我国外交团队可以做更多的功夫。不要以为取回黑箱和遗体后，乌俄冲突就与我国无关，不要忘了我国曾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也曾是国际事务的积极发言者，不能就此荒废掉之前累积下来的外交资本。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的公信力和责任受到各方强烈质疑，尤其是发生MH370事件后。尽管导致MH370失踪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武装部队没采取任何行动，以及存在于移民局和民航局的各种弱点，但迄今仍然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责任。

为何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两宗航空事故的手法出现差别？为何我国空军没有拦截MH370？

政府的答复可能会满足到我国保守的主流媒体，但铁定无法满足批判性的外国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彭博社》。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在过去数十年，马来西亚政府一直生活在舒适区，导致无法处理危机，遑论有信心接受公众的检验。

有多种因素促成舒适区的形成,主要是多项在紧急状态时期制订的恶法所制造的恐惧引起。《内安法令》、《警察法令》、《大专法令》和其他恶名昭彰的压迫性法律,导致媒体和言论自由下滑及限制公民社会的形成。

尽管我国曾有数次推动废除恶法的机会，但政府最终选择了维持原状。

错过改革良机

历史上，当对抗共产党的反叛乱战争于1980年末结束后,是重新检讨所有在紧急状态落实的措施的最佳时机。然而政府发现到压迫性法律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可以稳定安全局面，另一方面用来消除异议,并为政府打造一个没有公共审查和制度性的监督和平衡的舒适区。这对任何政权是个极大的诱惑。明显的，马哈迪政权无法抗拒诱惑，导致我国错过了改革的机会。

无论如何,当阿都拉巴达威于2003年11月1日就任首相,2004年大选角逐222个国会议席赢得198个，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当时是另一个改革良机。人民当时的确对阿都拉寄予厚望，认为辉煌的全国大选成绩应该可让阿都拉改过自新,废除所有恶法，以及推动政治改革。后来的事实证明，阿都拉没有善用此黄金机会，反而平白浪费了。

尽管基于强大的人民压力，政府最终废除了一些压迫性法律,但一些压迫性法律条文却移植到新法律。例如，和平集会法令仍然剥夺了公民举行和平集会的权利,未审先扣条文在《防范罪案法令》复活。更为重要的是，在殖民地时代通过的《煽动法令》仍然存在，并成为一个让人民噤声的工具。当今政府与过去50年没有两样。

马来西亚错过了两次自我改革，以及把我国从半民主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黄金改革机会。我们会否有第三次机会?

一方面,MH370和MH17两宗航空事故让全马人民心痛不已，另一方面两宗航空事故让政府得到教训，即其现在的执政模式已经落伍和缺乏效率。继续生活在舒适区不会让你成长。

两宗航空事故可能不会成为第三次机会，但肯定的是它们警告着我们，现在是时候离开舒适区,然后走上改革之路。

（此文将刊登在最新一期8月1日《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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