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时代
选举不只是口号，领袖也不是明星，如果一位旁观者可以分
析得如此头头是道，要改变的我们，就应该每一步都走得更
认真，更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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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复杂的历史、乃至各族群、阶级之间的关系张力，还是一知半解并带著疑问地摸索学习中，不谙马来文亦无法深入解答心中疑问，但既有幸亲历这场如此关键的大选，我就试著以外来者的眼光，分享这片面而也许不太正确的观察，希望借此引发更多的讨论、交流和指正。
选民期望与政治诉求的差异
对于民联及其支持者来说，这次大选的最大目标就是换政府，“改朝换代、告别腐败政权”亦是竞选中最能打动选民的口号之一。在政治演讲和群众动员中，民联主要以反贪污、推动廉洁高效施政、反公害、为赵明福翻案、改善治安、告别种族政治等主题来争取选民支持。
然而，根据笔者观察，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与选民直接交流时，选民提出的诉求大多是较为细微的民生建设和具体物质要求，而非指向制度改革或资源分配等结构问题，例如，候选人与商贩公会会面，商贩指出的是菜市场缺乏风扇和清洁次数不足等；亦有个别市民提及因违规而被开出罚单，希望新任议员能协助豁免部份罚金等。
选民面对候选人所提出的诉求、与候选人在动员会上的口号和理念有很大的距离。究其原因，估计是市民不太掌握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市议员之间的职权分别和影响力范围，以致理应由市议员处理的职务，却寻求州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协助。另一个原因是在政党以外，社区及民间缺乏组织性力量，因此，民间未能提出制度改革诉求，结果面对官员或议员时，只能提出个人层面的需要，例如减免罚款、处理水渠阻塞，而非与政府政策或拨款分配相关的建议。同时，就目前部份地方的情况，大部份市民未有长期监督议员的习惯和平台，对于州、国议员的期望想像大都只局限于个人民生议题。
还有，问题的另一关键是基层领袖非由民选产生，如市议员是由州政府委任，村长、村委会等基层领袖都非通过一人一票选举所产生。因此，选民一般不认识市议员，而市议员亦无须直接向选民负责。市民遇到问题，多半直接找他们投选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而非市议员。要打破这种现象，出路就是恢复第三票的民主选举，让人民决定地方的代议士。
政治明星的集体崇拜
竞选期间，我主要待在槟州一带，在多个大型场合中，多次有机会碰到槟州各地区候选人。众候选人所到之处，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大量粉丝围观争相拍照、拥上前为求握手、也有递上电话钱包、或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掌或把把背部挺过去，让候选人签名。
民联中不乏这样的政治明星，媒体也爱挖掘明星背后的小细节，如槟州首长林冠英穿著陈旧破皮鞋、或到路边小吃摊吃午餐等强调其亲民、勤劳和廉洁的形象。反对党政治领袖俨如这时代的救星，人民要倚仗他们来推翻腐败而强大的政权，这样的情绪在“改朝换代”的大气氛之下，似乎是难以避免，但我的疑问和忧虑是，这是否会同时带来危机：人民缺乏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和监督能力，过于倚赖明星，视他们为改革社会的主要动力，而民众只能成为被代表的角色。
民主的实践包括对权力的监督，不管是民联还是国阵，只要掌握权力，即便是最基层的官员，也应受到市民的监督和问责，而非只是崇拜，因为崇拜本身容易造成权力的膨胀，必需格外小心。
对政党发展而言，政治明星的打造变成是党内发展的主要任
务，政党的重心会否变成发掘和培养具个人魅力和领袖风范
的人物参选，而非把重心建立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工作？
潜藏的社会矛盾：外劳
这次大选承受最多骂名的除了是派钱富商、选委会主席以外，要数的就是外劳。在选举过程中，流传不少为了禁止外劳参与投票而发挥的“民间智慧”：如雇主取消他们在投票日的休假、涂污外劳的指甲等。投票当日，外劳或外籍人士出现在票站附近，更是如临大敌，结果有公民被误认为外籍人士而被粗暴对待等。
引发这种矛盾，选委会自然是罪魁祸首，放任幽灵选民、外籍人士获身份证投票、选民册有大量可疑选民等弊端，未实际调查与纠正。这不单沾污选举的公正性，也让外劳成为选举中众矢之的，背负骂名。
选举过后，本土公民与外劳的张力和矛盾不会因而自然消失，这种冲突需要正视和解决，当下之急，是要认清问题的根源，不对弱者抽刃。
候选人争议及党内民主
自从去年到竞选前期，候选人谁属成为了各选区最关注的问题。多个选区都爆发候选人争议，有原任议员被换上具潜力新人、有深耕地区工作多年的与党内领袖竞争候选人位置、也有内部不同派系、以及各党之间的议席争议，这些争议最终都由党高层领袖拍板定案。
因此在议席争议上，潜在候选人只能发动地区基层、党内网络支持，以及等待党高层领袖的祝福。不获任命为候选人的一方，要不放弃参选机会，要不就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多角战竞选。这种遴选方式反映党内民主不足，党中最高权力者拥有候选人最后决定权，结果造成质素佳但缺乏最高领袖垂青的准候选人失去竞选资格。人选单靠上级决定，而非初选或公开机制甄选，结果或难以服众，最终引发内部矛盾的。因此，建立制度化及民主化的遴选基制，或会是往后政党应考虑发展的方向。
因为争议而造成部份选区到最后一刻、甚至是提名前才知道候选人谁属。对于这些新鲜出炉的候选人，莫说是长期深耕的地区组织工作，就连地方基层领袖也可能到竞选期间才首次碰面。竞选期只有15天时间，面对数万、甚至更多的选民，候选人难以让选民深入认识和了解其政治主张，也难以掌握选区问题和选民关心的议题。
在这次反风炽热的大选，“选党不选人”成为投票的趋势，反对党支持者都会投选民联派出的候选人。在拉票的过程中，纵使选民不认识候选人，助选人员的拉票策略也会强调：“只要是投火箭、投蓝眼、投月亮就对了！”可是，长远而言，这样的做法忽略了长期深耕地区工作的重要，不利于政党推动地区发展和建立社区组织力量。
忽略监票工作
紧凑的15天竞选期，加上候选人太迟才确定，以致整个竞选过程和人力资源分配都非常紧张，竞选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助选和拉票活动，而忽略了极为重要的监票和算票工作。
就我参与的选区所见，报名和希望参加监票和算票的市民很多，而且表现积极，他们参与培训、报名在不同的投票站帮忙，但是因为绝大部份人都欠缺经验、而且在票站现场也有许多突发和层出不穷的状况，加上遇到票站官员的不合作和强硬态度，有些监票员的工作并不顺利。
监票培训主要是由民间组织来推动，他们到全国各地的选区提供培训，而政党和候选人则需要协调和安排人手到不同的投票站、投票室去作监票工作，但现实上，候选人的注意力和重点放在竞选，忽略或太迟才作培训和寻找可以信赖的监票员。部份选区的监票协调工作也见混乱，以致有人在漏洞中钻空子。
根据一些初部的分析，选区划分和选举舞弊是这次大选未能变天的主要原因，发展更成熟更有组织性的监票员将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
城市与乡区的差异
在反驳这次选举非华人海啸的讨论中，已有很多评论点出大选结果与种族无关，反而城市与乡郊之间的差异才是关键，前者求变、要“乌巴”要换政府，后者有部份对于改朝换代仍存在忧虑。
有论者指城市中产阶级是这次大选海啸的主导力量，他们的诉求更多是价值的追求，包括民主、法治和廉洁等，是超越物质主义的政治觉醒。以槟州为例，即使是国阵及一个马来西亚大洒金钱利诱选民回流支持国阵，不但未能凑效，还惹来选民、特别是城市选民的厌弃。可是，对于乡区以言，这些以钱利诱的方式在部份地方仍然凑效。
大部份的理解是指问题出在资讯的流通和普及程度出现差异，城市选民可以通过网络、另类媒体及相对开放的华文报纸，来了解到执政党的问题和具争议的议题；而乡区选民缺乏这方面的资讯，能接触到的都是国阵的喉舌媒体。
但除此以外，其实更核心的问题是，城乡发展的差异、以及中产与基层的阶级差异才是投票取向出现分歧的关键。根据笔者接触到的乡区，村民的担忧很大程度和他们乡村的发展有关，例如急速的城市发展开始迫及乡村地区，部份乡村用地在未经咨询下被划为工业用地。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村民的生活，是他们迫在眉睫最关心的议题。
民联在提出清廉民主政治主张以外，能否更具体回应城乡发展出现的社会矛盾，以便争取村民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经济条件未充分、乡村物质环境仍然匮乏的情况下，只谈进步的政治观，而没有挑战现有的分配制度、不均衡城乡发展，是难以扩大支持群众基础的。
政党VS民间力量，制度改革VS街头运动
在投票日前的动员晚会，民联领袖呼吁选民投票后回家等待结果，以确保选举在最后一关能顺利而平稳地举行。投票日晚深夜，选委会宣布国阵已经获得足够国席执政联邦，民联支持者大失所望。
点票结束后的深夜，宁静而和平。大家纷纷询问，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并等待反对党领袖的下一步行动指示。后来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宣布不接受选举结果，并先在雪兰莪召集第一场反对选举舞弊的大集会，其后不间断地在全国各州进行大集会，参与的人数非常踊跃，每场均有十多万人参与。
我问身边认识的朋友，大集会有用吗？大家普遍认为这类大集会只能保持群众的支持和气氛，实际上不足以推翻选举结果，而向法庭和选委会举报争议性选区、就选举结果提出上诉等做法，大家也不表乐观，因为大家深明整个司法、选举制度是受制于行政单位，为政权服务而非独立运作。
如果真的如此，由政党号召的大集会、以及采取在制度内寻求解决办法，都未能达到推翻选举结果，那运动的下一步该如何走？目标又该落在何处？是放眼于第14届大选？还是争取选举刚结束的当下时机，迫使选委会主席下台？重选有问题选区？还是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性？
现时，似乎整个反对选举舞弊运动的主导权落在政党手上，不满的民众除了参与大集会、然后散去以外，是否可以有更多的介入，或思考如何能为当局营造更大的压力，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我想像要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情况会是怎样。政党呼吁民众集会后和平散去，必定会引起部份民间团体、社运朋友的不满和讥讽政党做法保守，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建议和发动占领选委会、绝食抗议、苦行、发动罢工罢课？我不敢确定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这场抗争会以何种形式呈现，但我想分别在于运动的力量会更强调民间自发性的组织和动员，而非等待政党大哥们的号召，而街头运动、政党动员、运动体制内的上诉途径，三者结合会否带来更大的果效？
第十三届大选并未完全完结，而抗争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做什么才有用？这都是当下最重要的讨论。Ini Kalilah是我这次来马学会的口号，不是下一次，就是这一次，这句口号适用在这次大选，也同时适用在大选后反对选举舞弊抗争，不妥协、不屈服，拒绝接受这次的选举结果，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就是这一次”，否则，谁能保证下一届大选不是这一次的再翻版？
